黄杰敏的博客

5月12日14点28分。这注定是一个定格在13亿国人心中最沉淀的时间，一个集体的记忆。--题记。

一年前的这个时刻，近十万同胞的生命在那场灾难中消逝。我依然深刻记得一年前的新闻片段，网络媒体，广播报纸，以及一切中国人是如何团结面对民族灾难的，那时候因感动而掉的眼泪比小时候加起来的还要多；那时候捐的款最多；那时候，国旗为人民而降...我们这代八零后第一次亲历那个特殊的时刻。

今天，当5.12这个沉重时刻再一次来临的时候，纵然我们很不愿意的去触及记忆中最痛苦的那一部分，但并不意味我们把它淡忘。这一年来，各色纪念活动不胜枚举，明星艺人的到场也给灾区人民送去温暖，“灾区游”这类的现象发人深省。不可否认，人们的关心与支持确实是使灾区人民的经济水平得到恢复甚至是超越震前，但是，大量人口无序涌入灾区，大量的生死离别画面再一次以纪录片，电视剧的形式搬到大屏幕上，这是否会给当地人民造成二次伤害？

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心中的隔膜，“人文关怀”已经在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人最缺乏的莫过于人文关怀，它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 好心做坏事尚且可以原谅，但是在市场经济下，一些所谓的“理性人”绝不会放过“周年纪念”这些特殊时刻，大发不义之财，这是为我们所不齿的。

也许，灾区百姓需要在今天静默，祭拜逝者，然后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仅此足矣。我依然不愿意在今天重回看那年的视频，图片...我怕再一次的被憾动。那么，在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看到了一篇凤凰博报的文章，《中国人应该怎样纪念灾难？》，值得我们去思考。

下午有官方的大型直播纪念活动，不多写什么了。今天5.12，少一份喧嚣，多一份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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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该怎样纪念灾难？

作者：王龙

汶川大地震整整过去了一周年，国内各种相关纪念活动盛况空前。有报道说，汶川县将把震中映秀镇的“灾害知名度”转化为“发展吸引力”，将其打造成全球知名的“震后第一镇”品牌。以举办纪念活动为契机，展示重建的标志地、防灾减灾的示范区和极具特色的旅游镇，努力把人们对灾难的关注转化为经济消费市场。另有消息称，央视有关剧组已赴川推出大型晚会，成龙、赵本山等明星组成了强大的演员阵容，为灾区献上“365个祝福”。

早就有人担心，“5·12纪念日”会充斥功利色彩，甚至被演绎成“周年庆”，今天看来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现有证据表明，“万人公祭”、“展示民生工程”、“筹拍电视剧”、“举办文艺晚会”等活动已被列为纪念活动重头项目，借用汶川县宣传部官员的话说，这对恢复信心、鼓舞斗志、走出阴影、面向未来、重拾希望以及铭记恩情具有重大的人性意义，同时也是灾区广大群众的普遍需求和迫切愿望。此举很让人惶惑，如果说人们普遍需求心理安慰还说的过去，说“举办文艺晚会”是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恐怕有偏题之虞。

令人遗憾的是，既定的事实对于灾区大多数人心理上的伤害并不亚于一场地震——早在5月7日中国日报网就报道：在通往重灾区绵竹和汉旺的路上，工人们正安装红色基调“心连心”为主题的招贴；慰问演出以“明星阵容强大”为噱头进行着宣传；当地很多工程在为“迎接”一周年而忙碌……“检查团”、“慰问团”、“旅游团”蜂拥而至，本来应该凝重肃穆的纪念地，呈现出的却是一番欢天喜地的景象。

究竟该怎样纪念灾难？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最人性化的命题。回想一年前，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数万生灵瞬间消失的情景，幸存者不可能以欢庆方式去祭奠自己的亲人。然而，出现这样与人性相悖的情况并不出人意料，既然曾有“做鬼也幸福”的浪漫语境，“纪念日”就能演绎为悲伤的盛宴和功绩的展台。尽管捐助“空头支票”事件被接二连三曝光，尽管拿悲情做无本万利的生意大有人在，丝毫不影响某些人自我标榜的热情。

在通常意义上，纪念灾难是为了缅怀故人，以警示生者珍爱生命。一些自然灾害多发国明文规定，灾难纪念日严禁各种形式的娱乐。有的国家甚至用法律细化了相关内容，他们的纪念项目除了向罹难者默哀，再就是进行防灾救灾演练。比如日本，每到阪神地震纪念日，震灾纪念协会都会对全国的建筑、交通、水电等设施进行排查，获得相应数据后无偿公之于众，让人们知道自己所处环境的危险系数，目的是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

相比之下，中国的纪念活动普遍欠缺人文关怀，其心态表现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尤为突出——端午节是良臣屈原投江纪念日，人们总是载歌载舞同欢共庆；清明节（寒食节）是孝子介子推的纪念日，人们往往以祭祀的名义举行豪华盛典，互相比阔炫富。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基因，才有了“地震经济”的喧嚣，虽然不是“地震搭台经济唱戏”那么赤裸裸，核心取向也不是为了怀念故人，就算是为了筹措善款，也与“纪念”无关。

客观地说，引导幸存者积极面对未来本是善举，毕竟经过生死考验的人们还心有余悸，失去亲人失去家园后的心灵创伤尚未完全修复，目前很多人依然局促于为救灾搭建的“板房”里，亟需心理引导和经济辅助。而越是这样，就越让人觉得用娱乐姿态纪念灾难有强烈的讽喻意味。可以想象，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某些形象和政绩将被高高举起，最关键的民生问题则会被置于幕后，道理如同公共救济缺位导致的“板房奇观”，销售这一“风景”的后果只能大煞风景。

基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出发，既然是对灾难的纪念，更多地应该体现“灾”与“难”的本质上。寻找“灾”的诱因和规律，强化防灾意识和手段，竭力避免灾害带来的负效应，是纪念的第一要务；其二是反思“难”的原点，比如为什么大面积倒塌的都是教学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某些人斥巨资大搞形象工程而置民生艰难于不顾。如果一味宣传灾难背景下的荣誉，淡化援助资金是否被合理利用，回避灾区民众生活能否真实改善，这样的纪念形式不但形同于无，还会产生极大的反作用力。

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说过：“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人祸固然不能与天灾相提并论，但在经历一场同样惨绝人寰的劫难后，把娱乐和商业嫁接其上也无异于野蛮。尤其是恰逢大地震一周年祭，震区势必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一个人的面孔将映衬一个群体的心态，一个群体的心态将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若不能虔诚向罹难同胞低头致哀，就不能唤起民族崛起的力量，所谓“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就是这个道理。